第一，中国有14亿人口，在互联网经济中，人口不再是在传统经济理解的包袱。但是在新经济中，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互联网而言这是“红利”，不断导入的连接的数据（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驱动产生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没有太多冗余的法律规制，有哪个国家像阿里和腾讯这样能对个人信息、甚至隐私进行如此没有什么限制的数据挖掘，进行商业价值的转换。在西方都有很高的法律壁垒。

第三，中国的新经济成分与传统经济的债务周期的泥潭在逻辑上没有太多牵扯，因为支撑其成长的金融支持大多不来自银行的债务创造，相反，其对数据源的垄断对经济资源产生了强大的聚合效应，带来了充沛的自由现金流，正把大量的资本市场资源虹吸过来。某种程度上就是新经济的成长是穿越周期的。

第四个信心来自的方向是于历经2015年以来的股汇债的剧烈颠簸后，在实践中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特别是在面临危机的时候，西方的选择或只能选择把牛奶倒掉，明斯基时刻是身体恢复平衡的自我需要。而在中国政治权利高度集中的体制中，我们似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其他途径，比如房地产。

这里讲一下房子，全球当下最大的难题，一旦进入失控或破裂的状态，其巨大的外溢性和冲击力或远超08、09年的破坏力。对房地产这个最棘手问题的处理，我们采取的策略或是我们长达90年的革命斗争史总结出来最成功的政策，我找了个典叫“半渡而击”，再厉害的敌人，诱敌深入予以聚歼。“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我们会做到“仁至义尽”的状态，“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但是资本的逐利性带动着资本往房地产市场中涌去，这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列祖列宗在前，千秋史笔在后，到那个份上就怪不了谁了。

从去年到今年，对于房子我们看到两个非常明确的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把不动产变成“冻产”。2014-2016年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时间窗口，全社会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通过驱动家庭部门（中产阶级）加杠杆帮房地产去库存，高位锁定流动性，锁定换手，增加交易的摩擦，把市场的交易冰冻起来，这解决了现实的三大难题。